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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“垃圾门”折射扭曲的慈善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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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的11家高校,在5月8日第60个世界红十字日这一天,捐赠了近8吨共10多万件衣物,但其中居然有30%是垃圾衣物,包括女生的贴身内衣和男生发臭的脏球衣(6月29日《华西都市报》)。两吨多垃圾衣物,以平均每人捐赠一公斤计,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大学生,而且很可能以即将毕业离校的大学生居多。也就是说,这些用垃圾玷污爱心的,大多是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完整教育的学生。称之为“垃圾门”,言不为过。满足于一般的道德批判,很可能失之于肤浅,因而也就未必能折服当事的大学生,更无以济世。我以为,从这“垃圾门”中,折射的是长期被扭曲的慈善观。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,主流舆论曾把“慈善”普遍解读成“虚伪”。电影、小说里,凡挂有“积善”匾额的,无不是坏蛋的家;凡叫“善人”的,也无不是坏人。一边作恶,一边捻佛珠,曾是这类形象的典型。黄世仁的母亲,刀砍雷锋的地主婆,被认为是这类人的代表;育婴堂、施粥厂,被视之为压迫和欺骗的另类伎俩。只要行善,就是为行恶方便而自饰,或因作恶太多而自赎。否则,为什么要“行善”?这成了一种广被认可的逻辑。有人甚至注意到,对“慈善”的贬化,至今还反映在现行的各类辞典中。不仅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现代汉语辞典》中都没有“慈善家”的词条,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中对“慈善事业”的释义,竟然有“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,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”的内容,认为“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”,认定“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、消极的救济”,最后的结论是:“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”。虽然今天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发展,但在许多人眼里,行善仍是有钱人的事。对有钱人的偏见,很容易转化为对慈善行为的偏见。许多中国人怯于“行善”,这可能是原因之一。从“垃圾门”的情形看,要为“慈善”正名,恐怕尚待时日。

  贬化“行善”,势必丑化“受善”。一个“嗟来之食”的故事,就被扭曲了几千年。齐国那个叫黔敖的“行善”者,确曾以“嗟来食”让“饿者”感到了羞辱,但黔敖马上知错了,道了歉,“饿者”却“终不食而死”。所有的选文,几乎都不选孔门高徒曾子紧接着的评价:“微与,其嗟也可去,其谢也可食。”意思是说,对于这因不食“嗟来之食”而死的行为,是不应赞同的,因为听到“嗟来食”可以掉首而走,但听到道歉则就“可食”了。在儒家文化里,本没有为了骨气就该饿死的残忍,这正是《礼记》收录“嗟来之食”的本义。遗憾的是,被宋明理学扭曲了的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,反倒被后人视之为美德,妄加弘扬。这是特别可悲的地方。要知道,接受援助,首先是对慈善的呼应。既肯定“行善”,也必须同时肯定“受善”。否则,在逻辑上就讲不通。因为“行善”纵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,也是要靠“受善”来完成的。我就听一个没找着工作的大学生说:让我吃低保,死也不愿。这个学生有骨气固然不假,但也有着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深深误解。对“受善”行为缺乏正确认识,势必导致对“受善”者缺乏应有的尊重,拿垃圾衣物打发人,正缘于这种尊重的缺失。

  此外,总有人习惯于将行善导演成一场场“秀”,不惜严重扭曲慈善的善意。明明是一点可怜的衣物食品,非得逢年过节送;交接时非得摆出姿态,以便于在报纸、荧屏上炫示;“受善”者还得说上许多感谢这、感谢那的好话;甚至于开大会,让“受善”者在众目睽睽下,列队上台领取……一面崇尚宁死不吃“嗟来之食”的骨气,一面又非让人拿骨气来换这点“嗟来之食”。试问,组织这类慈善活动的人,何曾考虑过“受善”者的感受?当“受善”常被弄得一点尊严也没有的时候,怎么期望大学生在捐出垃圾衣物时,能从衣物接受者的角度,将心比心,给他们一点尊严?

  虽然人人都知道,慈善事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,是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。通过市场实现收入的第一次分配,通过政府调节实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。光靠这,远远不够。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,个人出于自愿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,乃是不可小觑的第三次分配。但有统计表明,中华慈善总会所收到的捐赠, 70%来自国外和港台;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,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不到1% 。这其实和大学生捐赠垃圾衣物一样,凸显着慈善观被长期扭曲的尴尬。要走出慈善事业的“垃圾门”,必须将扭曲了的慈善观重新校正过来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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